农产品出口68.6亿元，增长29.2%，其中蔬菜罐头31亿元，增长1.1倍。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又强调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阐明了构建三大体系与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之间的内在关联，进一步为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改变对中国认识的形而上学思维、不改变抽象原则和西方主导下的外部反思范式、不去揭示中国社会现实演变的自主逻辑，试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是一句空话。
那么，被动卷入能实现现代化吗？历史已雄辩地给出了答案：绝不可能。对于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而言，恩格斯的告诫仍是令人醍醐灌顶的。图片来源：视觉中国面对现代化的滚滚洪流，中华民族也与其他民族一样被卷入到世界历史之中。2021年10月28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只有通过这种深入系统的实践研究，超越现象，达及本质规定，才能形成对中国实践的一般化总结和理论化建构，进而创作出中国版的《国富论》《资本论》等，才能完整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理论范式。
另一方面，要准确把握不同阶段之间的连续性与断裂性，从整体的高度完整把握中国历史的演进规律。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断演化，一种冲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格局必将到来，而且也必然会到来。更重要的是，只有上升到世界历史高度，才能从特殊性中发掘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认识，进而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七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围绕三大体系和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重大成效，但总体上讲，与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相比，与党和国家的期待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意味着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更意味着中国要成为一个与英、德、法、美不同的现代化国家，这是一种不同于资本现代性的全新现代性。而中国强调和而不同，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在中国的视域中文明从来都不是单数存在，而是共生性的复数存在。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本源和发展逻辑，就必须从中国自身的自主性和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出发，而不是从所谓普遍的抽象原理和外在的西方模式出发。
以实践为基础：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如果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为参照，就不可能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把握传统中国演进的自主逻辑。
而中国遵循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建立在对传统资本逻辑的驾驭与扬弃之上的。而《法哲学原理》则体现了黑格尔以德国民族的特有方式表达对西方现代性的哲学反思，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展现了西欧市民社会的演化逻辑，并基于德国语境表达了一种不同于英法现代化的德国国家逻辑。那么，如何从理论上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我们必须以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强化对中国社会实践的具体研究，必须充分运用理论思维和抽象力，超越经验和外在现象，形成对中国社会发展演变机制本质的、必然的科学抽象，然后再通过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思维中完整再现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逻辑。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
毋庸置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英国现代化道路和实践经验的理论化结晶。传统中国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孕育出来的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欧的生产方式、基督教文化和市民伦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虽然这些理论还存在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但我们无法否认它们在世界历史及其理论谱系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然后再通过原始积累，最终建立了以占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完成了从市民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化，建构了以资本为主导的现代西方文明。相反，只有上升到世界历史高度，以天下和世界为尺度，才能真正把握中国与其他民族国家发展演变逻辑的本质差异。
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的确使现代化凸显为每个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一种普遍命运，但这绝不意味着每个民族国家都必须要走西方现代化道路。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财富生产、经济发展、现代化道路等注入了绿色和生态维度。
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而中国遵循的是家—国—天下的认知逻辑，倡导以天下观天下，超越了西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狭隘视野，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五大社会形态理论只是基于人类社会总体演进形态所做的一种科学抽象，我们绝不能把五大社会形态理论诠释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线性模式，更不能认为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必须按照五大形态逻辑一个接着一个向前发展，这样就把这种科学抽象变成了一种线性模式和僵化教条。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在生产方式、所有制和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带有鲜明的自我属性，不同阶段的社会演进彰显了自身的自主性和特殊性。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特别是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主实践、自主发展的必然结果。传统中国以乡土和血缘为基础构成的宗法社会和伦理社会，既不同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和西欧的中世纪社会，也不同于西方近代的市民社会。
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证明，只要历史条件具备，落后国家可以跨越市民社会阶段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新起点。
只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系统观念，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即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深入研究，发现中国阶段之变、结构之变和整体之变的历史规律和内在机制，才能把抽象的普遍性转化为具体的普遍性，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西方市民社会和西方现代化道路不过是在西方的特定土壤中长出来的特殊道路，把它夸大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道路，就犯了西方中心主义和普遍主义的错误。
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只有把握时代、扎根现实、把脉问题，才能真正在丰沃的实践土壤中开出灿烂的理论之花。
如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仍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其次，作为历史和结构之总体。其次，特殊经验的理论化。那些被迫卷入世界历史的落后国家也不会一直处于被动状态，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矛盾的不断演化，落后国家将会冲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束缚，承担起世界历史赋予的时代使命，转化为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体。
如果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尺度，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和特殊逻辑。不过，仅仅停留在原理层面，是不可能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
中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连续总体，必须从阶段性和整体性的辩证关系来理解中国历史演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
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资本与国家相互媾和，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资本的统治逻辑，而落后民族被迫按照资本的要求和面貌来融入这个新世界。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面向中国现实和实践，开展扎实的调查研究和历史研究，将抽象的普遍性转化为中国社会的具体普遍性，科学把握既定主体即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本质规定及其必然性，才能真正在中国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守正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溢出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框架，是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扬弃，因而代表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譬如，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演变及其与日耳曼式生产方式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逻辑的本质差异，从传统伦理社会到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的演变机制与西方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演变的本质差异，中国的家—国—天下逻辑与西方个人—市民社会—民族国家演化逻辑的本质差异，中国土地所有制与西方土地所有制演化机制的本质差异，中国经济发展逻辑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逻辑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演变的本质差异，农耕生产方式孕育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西方市民社会和私有制孕育出来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文明观的差异，等等。资本开创了世界历史，但资本主导下的世界历史绝不是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态，由于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资本现代性必然会被一种更高的现代性所取代。
这样，中国实践的自主性才能升华为真正的自主性，中国实践的特殊性才能升华为包含普遍性的特殊性。以天下为尺度：世界历史视域中的中国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同样，中国道路也是在中国土壤中长出来的具体道路，若反过来认为中国道路只是一个个例，那就犯了狭隘的特殊主义的错误。
最后，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是世界历史运动发展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必然结果。
